郑逸梅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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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

郑逸梅（1895年10月19日—1992年7月11日），出生于上海江湾，祖籍安徽歙县。父早殁，依苏州外祖父为生，改姓郑。5岁入私塾，10岁入上海敦仁学堂，14岁入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17岁进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开始为报刊写文史小品。21岁进江南高等学堂。32岁到上海，入上海影戏公司，编撰字稿及说明书。参加南社。1913年，编辑《华光半月刊》、《金刚钻报》。1934年，辞《金刚钻报》编辑职务，任中孚书局编辑。1938年，在上海国华中学任副校长。同时在上海音乐专修馆、爱群女中兼课。国华中学停办后，在大夏大学附中、大同大学附中任教。1942年至1943年，在徐汇中学、志心学院、江南联合中学任教。1944年至1946年，在模范中学、诚明文学院任教。笔耕不辍，以“报刊补白大王”闻名。建国后，在晋元中学任教，任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81年起，每年从事写作、编撰50万字左右。1992年7月11日在上海逝世。著作很多，有近50种。近年辑为《郑逸梅选集》三卷本。

中文名：郑逸梅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江湾

出生日期：1895年10月19日

逝世日期：1992年7月11日

职业：作家，文史学家

主要成就：被誉为“报刊补白大王”

代表作品：《艺林散叶》，《文苑花絮》，《书报话旧》等

个人经历

郑逸梅，1895年10月19日出生于上海江湾，祖籍安徽歙县。父早殁，依苏州外祖父为生，改姓郑，谱名际云。他5岁入私塾，10岁入上海敦仁学堂，14岁入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17岁进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开始为报刊写文史小品。21岁进江南高等学堂。32岁到上海，入上海影戏公司，编撰字稿及说明书。参加南社。1913年，编辑《华光半月刊》、《金刚钻报》。1934年，辞《金刚钻报》编辑职务，任中孚书局编辑。1938年，在上海国华中学任副校长。同时在上海音乐专修馆、爱群女中兼课。国华中学停办后，在大夏大学附中、大同大学附中任教。1942～1943年，在徐汇中学、志心学院、江南联合中学任教。1944～1946年，在模范中学(晋元中学)、诚明文学院任教。课余笔耕不辍，以“报刊补白大王”闻名。

建国后，在晋元中学任教，任副校长。1966年退休。“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加入农工民主党。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81年起，每年从事写作、编撰50万字左右。1992年7月1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他的著作很多，有近50种。近年辑为《郑逸梅选集》3卷本。

郑逸梅先生自1913年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

主要作品

著有专著《人物品藻录》、《淞云闻话》、《逸梅小品》、《孤芳集》、《近代野乘》、《逸梅谈丛》、《南社丛谈》、《郑逸梅文摘》、《艺坛百影》、《影坛旧闻》、《三十年来之上海》、《清娱漫笔》等。

中华书局出版有郑逸梅先生著作《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文苑花絮》《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近代名人丛话》〉《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前两本书以笔记文体琐记近现代文史掌故，文字短小精悍，叙述亲切生动，兼具史料性和趣味性；《书报话旧》以通俗平实的文字琐谈清末民国出版界、报界旧闻逸事，勾勒出了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文化史料，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素来为关注近现代文化史的学人称道，也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的兴趣，可称雅俗共赏。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有郑逸梅文集《书话篇——芸编指痕》《人物篇——世说人语》《艺事编——林夏云烟》《美文类编——前尘旧梦》

作品选读

《艺林散叶》：

康有为

1.康有为谓：古今书法家，以苏东坡为最劣，不知用笔，若从我学书，当先责手心四十下。

2.康有为居槟榔屿，颜其室为大庇阁，绕屋皆花木，有一大树，似榕而经年著花，色黄而繁艳，惟一日即落，康名之为一日黄，曾有句云：“昨日开来今日落，可怜顷刻短繁华。”

3.康有为善八股文，人戏称之为八股圣人。后去八股二字，竟以圣人自居，号长素。

4.康有为赴礼部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而康试文结语曰：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乃隐以自况也。

梁启超

1.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问之趣味，有云：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2.梁启超为我国学者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之第一人。当一九○二年，梁署名中国之新民，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载《新民丛报》第十八号，涉及马克思，惟马克思译为麦喀士。

3.梁任公自谓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又云：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4.梁启超自称书呆子，谓书呆子常被人利用。

5.梁启超曾云：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事，我盼望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康健恢复才好。

6.梁启超极推重黄遵宪之诗，遂有诗界革命之一人之称。

郑逸梅读书法

郑逸梅认为大凡读书主要有两种方法，即“里打进”式和“外打进”式。他自己则属于後一种。他说：“前人看重基本功，所以家长和老师相互督促弟子们阅读经典著作，诵千古名篇，务使含英咀华。在这时期，不容许阅读所谓‘闲书’，以免分散注意力，直至文理通达，_能涉猎稗史小说，有所遣兴。这种读书属于‘里打进’。”而“外打进”式读书法，则“由浅入深_循序渐进，先从饶有趣味性的稗史小说和时代气息很浓厚的散文开始，然后读清文及晚明小品_更上溯元曲、宋词、唐诗、汉文章，及《左传》、《离骚》、《诗经》、《尚书》也得钻研一番。”

郑逸梅在将两者进行了比较之后评论道：“培根之深，植基之固，是前者胜於後者；至於领会之易_进步之速_是後者胜於前者。各有利弊，难下结论、”郑逸梅在谈及自己的读书方法时说：自己初在私塾_读训蒙书及《大学》、《中庸》一类，不感兴趣。

后来乘凉时听到《三国演义》被吸引住住，乃由听讲转而自己翻阅，渐由一知半解到悉其大端，“当时认为读书是件苦事，一转变觉得其味无穷”。终渐成大家，运_如是，成为一代知名作家。

补白大王

郑逸梅是真正的“八卦大师”，为报纸副刊写了一辈子的随笔，趣闻，字数超过1000万字，人称“补白大王”。他从中学开始就在出版界的圈子里混，一直是三大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的特约撰稿人，与那些出版巨头，写作名家都有极深的交情，从他嘴里抖出来的出版内幕自然是最最权威的了。出版界的八卦，大家可以去看《书报话旧》，这篇文章里我们专门来谈郑逸梅自己的八卦。

郑逸梅原来是姓鞠的，因为酷爱梅花而改用这个笔名。据说，当时他启蒙时自己购买的第一本书是《吴梅村词》，扫叶山房的石印本。郑逸梅原本不了解吴梅村，听都没听到过，但是他看到书名中有一“梅”字，马上断定是本好书，当即买下。其实当时他只是个中学生，经济并不宽裕，实在买不起什么书。好在读书成绩优秀，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学校里也不发奖学金，用“购书券”来代替。郑逸梅就用购书券买来王蕴章主编的《小说月刊》反复阅读，也试着写随笔投稿，终于逐渐步入文坛。而他出的第一本集子，就叫作《梅瓣集》。

南社文人多好风雅，郑逸梅自然也不例外，把他的书斋命名为“纸帐铜瓶室”。这个名字看起来颇为怪异。郑逸梅解释说，古人的咏梅诗中，多有纸帐、铜瓶之类的描述。若是直接在名字中嵌入个“梅”字，那就显得俗了。他现在取名“纸帐铜瓶室”，正是取“暗藏春色”之意，真可谓匠心独具了。不过后来，他得到年轻篆刻家陈茗屋刻的一方“秋芷室”的印章，爱不释手，从此“纸帐铜瓶室”改名为“秋芷室”。有人曾问他，秋芷室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秋芷室者，臭知识也。

由此可见郑逸梅诙谐幽默的兴致。他自己也承认，一直没有兴趣从经学小学入手，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可是但他对小说，笔记有着异常的兴趣，最最喜欢读的就是《花月痕》、《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最不配胃口的则是《水浒》、《镜花缘》和《儒林外史》。为了考证《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种种，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三国闲话》，极受读者欢迎，这种真雅兴是近代文人中少有的。

他的好友南社诗人高吹万曾经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人澹如菊；品逸于梅。菊字与他的本姓“鞠”谐音，下联则嵌入他的笔名。用这两句对联来概括郑逸梅的一生，倒是最最合适的了。

怎么看中国近代的思想进步历程

②、③、⑤

①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清时期，那时候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最早从纺织业开始

②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

二）主要表现

★ 手工业者破产

★ “纺”与“织”分离、“织”与“耕”分离

★ 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三）主要影响

★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

★ 农民和手工业者承受着旧的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带来的种种苦难。

进化论的中国进化

1895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发表<原强>，达尔文进化论自此传入中国。该文首创 “物竞天择”一词，流传中又加上“适者生存”，共八字，成为进化论在汉语语境中的基本定义。三年后再作<天演论>，举国震动。 <天演论>号称译作，但显然背离了原著。原作者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以“达尔文斗犬”著称，书名直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样将进化论扩展到社会，赫氏认为人类已经进化到伦理竞争的层次，不再适用低等生物弱肉强食的法...

《天演论》与《物种起源》

19世纪末的中国，正当战争屡屡失败、改革无功而返之际。1894年，甲午战败，曾长期在海军任职的学者严复“想唤起改变贫穷落后的觉悟”，于是第二年便提笔翻译《天演论》（原作者赫胥黎为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学系教授龙漫远认为，赫胥黎在书里，意在用《物种起源》里面的一般规律、用“进化”这个科学观点解释人的事情，解释社会问题。这种功能，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里是找不到的。严复在译作中作了大量批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这位翻译家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格言。吊诡的是，据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绍，在原著中，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译作却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

《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当年刚满17岁的中学生鲁迅，特意花了500文钱买回这本书，觉得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同样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还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人士对于进化论精神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更是乐此不疲。《天演论》风头太盛，以至于20年后，当《物种起源》终于被翻译到中国时，影响力反而大不如前者。

经由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事件，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而流传。

2、影响：

进化论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彻底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谎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深深地影响了封建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进化论强调的是适者生存, 弱肉强食.近代中国经过多次对外战争失败后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如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等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靠拢学习的运动。

进化论也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过于保守的封建政府, 从而实现共和的历史。

从进化论发展出来的阶级分化和斗争的思想创造了***主义, 中国人在学习这些以后从而产生了以推翻阶级,恢复平等的违背进化论的思想造就了1949年后的工农为主的政府。

方教授由衷赞美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君主制，说它是“在当时条件下”，“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由于有“在当时条件下”的话，方教授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当时条件”的时段究竟有多长呢？包不包括中国近代史呢？方教授没有明说。从他后文闪烁其词的表露，如“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导致许多人忘记了这些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即“尊王”、“忠君”和“三纲”等――引者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又如“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方教授所谓的“条件”，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这问题就大了。几乎无人不晓，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是在落后、挨打的痛苦、屈辱中起步的。当列强侵略，国人被迫走出封闭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才一步步艰难地认识到自己整整落后于西方社会一个历史时代。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梁启超说的“新时期”，即五四运动。此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接受。如梁所言，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梁启超在这里说得斩钉截铁，因有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为根据。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显现，北京政府聘请的外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长文，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杨度等一批文人组织“筹安会”，更是别有用心地为君主制大唱赞歌。对此丑行，梁启超拍案而起，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揭露，继之又拒袁世凯重金收买，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并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潜往他的学生蔡锷领兵驻扎地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结果全国纷纷响应，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呜呼哀哉。梁在《异》文中驳斥杨度、古德诺等人说：“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上百年，又如何解释呢？相比杨度等国内文人的投机心态，古德诺还多少有一点学者风度，他当时通过英文《北京宪报》声明，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中国国内学者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简单论断，强调一切应以“条件”为转移。“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古氏的辩解未使他摆脱与帝制丑闻的干系，舆论界讨伐之声不绝，《甲寅》杂志批评道：“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丧独立之良德，隳学者之声名”。愿后来者鉴。方教授反复批评“要么民主，要么专制”的二分式思维，说要“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但他没有明白地说中国古代君主制究竟是不是专制制度。如果他认为那不是专制制度，得用证据说话，而不能用这种含糊其词的方式说话。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秦以来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为虐神州，至明代达于造极。暴君、昏君行残酷统治，武力争天下血雨腥风，外戚、宦官之祸连连，使百姓生灵涂炭，社会周期性动荡，反复破坏，发展停滞。早在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就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指其违反儒家之民本理念，要害是变“公天下”为“私天下”。方教授称颂明代名相方孝儒不惜以身死维护王位继承制，殊不知方氏思想表面观之有似尊君，骨子里坚持的却是孟子贵民之教。他认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他甚至说“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对人民的反暴君斗争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反对君主专制的论说就更加鲜明。他们抨击秦以后的帝王皆是“视天下为己有”的盗贼，“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坚决否定“君为臣纲”，宣称“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及至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中国进步思想界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本弊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邹容说：“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要救国必须彻底根除“奴隶根性”。梁启超说：“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谭嗣同说，“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名教既立，虽身受荼毒，亦俯首帖耳，无敢呻吟，致人伦失其平等，社会趋于腐败。故今日倘欲变法，非先变三纲五常之名教不可。他提出要使国民精神“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可以说，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它并非如方教授所言，是什么“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觉醒觉悟，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一源流直通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事业。记得30年前，正是黎澍等一批史学家以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檄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我们现在提倡继承传统文化也好，振兴国学也罢，总不能精华与糟粕混淆，黑白与是非颠倒吧？方教授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一句话里连用两个“特定”，意在强调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中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前面关于君主制的说法一样，方教授所谓“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其时空同样延至当今世界。这种观点，出于一位经常到国外讲学、见多识广的学者之口，着实令人诧异。不错，民主政治的最初形态仅诞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同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准则一样，终于被国际大家庭所普遍接受，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早在191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著名题词。60年前，中国***人是高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建立新中国的。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目前有192个成员国（我国既是发起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成员国一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对《宪章》作进一步权威性解释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认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不就是民主政治吗？它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意，怎么能说没有普遍性呢？需要指出，在当代，民主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而不仅仅是具体文化的范畴。以特定文化的概念来偷换基本人权的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的。方教授还说，“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是事实吗？所谓从东亚到南亚，不知是指日本、韩国，抑或中国台湾，还是印度？这些地方民主政治是否成功，应该由当地人民说了算数，别人给他们下结论似乎武断了一点。至于方教授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法官要你死，你不得不亡”拉在一起说事，抹杀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的根本区别，就显得很欠专业了，如果拿这种东西去教学，是会误人子弟的。方教授在对君主制和民主政治作了一番褒贬之后，亮出了自己的主张：推崇“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作为“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这肯定会吊起他的学生们求知的欲望，遗憾的是，方教授就此打住了，没有做深入、展开的说明。笔者只好再请教几问：这种“儒家式的贤能政治”要不要权力制约？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果要的话，它与民主政治有何区别？如果不要的话，它又如何“贤能”？韩昌黎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还请方教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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